1940年3月30日，汪精卫在日本扶植下，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沦陷区的伪国民政府。但这个所谓的国民政府并不统一，日本人推行其分而治之的政策，就连伪中央银行——中央储备银行，也因日汪为解决如何处理军用票、华兴券和联银券等问题争论不休而困难重重。当时军用票的流通又衍出了一系列日本难以解脱的矛盾。日军在汪精卫作出了华北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继续存在，不再要求统一沦陷区货币的保证后，日方才下决心让汪精卫建立伪中央储备银行。1941年1月6日，在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1个月后，伪中央储备银行终于成立。
 
伪中储行以周佛海为总裁，钱大魁副之。周佛海和日本签订的《关于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之觉书》中规定：中储行资本由日本斡旋向华兴商业银行借款5000万元。骋 请日本顾问及职员，并给顾问以广泛的权力，即凡有关中储行营业、理事会议、国外汇兑、与外国银行的关系、关于法币、军用票及联银券之间关系的有关事项，均需征询顾问的意见。
 
伪中储行资本额定为1亿元，由伪国库筹拨。为控制伪中储行，日本又两次借款给该行5亿日元。
 
1940 年12月l9日，周佛海即宣称：中央储备银行发行货币，亦称法币。凡纳税、汇兑、及一切公私往来，一律行使，与现行法币等价流通，以后逐渐统一。军用票和 联银券维持现状，取消华兴商业银行纸币发行权，收回华兴券。汪伪政府随之公布了《外汇基金管理委员会章程》、《中央储备银行法》、《整理货币暂行办法》等 一系列文件。
 
1941年1月4日，周佛海以伪财政部长的名义发出布告，以后海关关税以中储券交纳，首先用中储券收回了华兴券。
 
伪中储券一出笼就和军用票矛盾重重。日方要求中储券“当与之（军用票）充分协力，使得各完成所负之使命”。并划分单独流通区域，军用票的流通区域为长江流域 芜湖以上地区、华南及海南岛；中储券的单独流通区域为芜湖以下，蚌埠以南及杭州以北的长江下游地区。也就是说所谓伪政权中央银行的纸币，日军只允许在小范 围内使用，南不到广州，北不到徐州。而且军票还控制了大部分的外资及华中的交通事业，如电讯、铁路、航运、自来水均在华中振兴公司控制之下，使用军用票。 在财政方面，关税由日本正金银行控制，统税因工商业凋弊而几无收入，从而使中储券极难在市场上展开。
 
1941年底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军用票已日渐膨胀，为把已影响日本经济的军用票这一包袱扔给汪伪，转嫁矛盾，日军决定以中储券收回日本军用票。1943年日军宣布将于4月1日后停止发行新军用票，但军用票仍可流通。军用票折合伪中储券的比率为18：100，从而使军用票在流通中自然收回。
 
在货币问题上，伪政权之间也是矛盾重重，特别是汪伪和华北伪政权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斗争就更为激烈。汪精卫早就想以中储券吃掉 联银券，但华北伪政权不甘示弱，在日本的支持下与之分庭抗礼。后来日方规定伪中储券100元兑伪联银券18元。1942年汪伪和华北伪政权交涉，要改为 2：1，华北伪政权不同意，但日本为拉汪伪参战而让华北伪政权让步，改为100：30，但华北伪政权实际上并不执行。
 
伪中储行的内部问题不能解决的同时，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法币。早在伪中储券发行之前的1940年12月29日，汪伪就公布了《整理货币暂行办法》11条，授权伪中央储备 银行发行所谓新法币，并逐步收回法币（汪伪称之为旧法币）。一开始先允许法币和中储券等价流通（一些地区除外），同时周佛海发表声明，旧法币如跌至相当程 度，当稳定新法币。在发行伪中储券的同时，汪伪还公布了《新旧法币兑换办法》。
 
为了进一步推广伪中储券，1941年8月15日，周佛海发表谈话称：自9月1日起，在中储券流通区，所有关、盐、统税及中央税收一律收用中储券，地方税收在有中储行分行的地方也收受中储券。
 
但中储券与法币等价流通，无助于从根本上破坏法币，特别是当中储券套汇行为并没有特别大的成绩时，尤其1941年12月7日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进占上海 租界及香港，封闭了中方在上海租界中的中、中、交、农四行，法币外汇市场消灭，日方再也无法通过法币套取外汇，故而开始积极扶植伪中央储备银行，彻底排除 法币，并将法币挤回非沦陷区抢购物资。
 
1942年3月6日，日本政府通过了《华中通货暂行处理纲要》，规定对法币进行压迫，使价值低落，并在不构成对法币支持的情况下向非沦陷区驱逐。立即废止中储券和法币的等价流通，限制法币存款，并使之向中储券转变。
 
伪中储行纸币发行和发行数字的详情是这样的：1941 年1月6日，伪中储行成立后，开始发行伪中储券，首批发行的有1元、5元、10元券和1分、5分、1角、2角、5角辅币券。后随着该行发行数字的逐渐增 长，纸币的面额也越来越大，在1百元、1千元、5千元、1万元券推出后，1945年又发行了10万元券。当时日本为了印刷这些钞券，在本土由静冈工场、凸 版印刷富士工场、阪桥工场及大日本印刷东京证券等厂家日夜开工赶制。此外汪伪还在南京、上海、苏州、无锡等地大量赶印。
 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时，该行还有如下家底，计：黄金553492两，白银7639323两，银元371783枚，美元530万元，日元2796万元，日本公债．20亿元，贴现票据5200亿元以及大量的房地产。
 
伪中储行在日本投降后，1945年8月中旬止共计发行伪中储券24917亿元，但到9月份则上升到了46618亿元。一个月计增发21701亿元，这些纸币 一方面是由汪伪机构在日本投降前后，趁机大发所谓遣散费，如伪中储行发行局一家即发给员工遣散费达193.61亿元。但大部分是由国民政府加以发行的，用 途为大量收编汪伪和平军，扩充实力。如国民党上海行动总指挥部在上海就支取了伪中储券2千亿元。其次则用于国民党党政机关迂回南京的费用。如国民党上海市 党部、政治特派员公署、苏南第三战区司令部驻沪办事处，就支取了伪中储券100亿元。第三是为了恢复“光复区”生产，以中储券大量贷给各类企业达1517 亿元。第四则是为了抢购黄金，计支出中储券1479亿余元（3）。
 
1945年10月28日，财政部公布了《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》， 规定伪中储券200元换法币1元，期限为1945年11月1日至1946年3月31日止，逾期作废。10月30日又公布了《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规 则》，规定申请兑换伪中储券时，每人每次以国币10元为最低限额，5万元为最高限额，并按票面面额由高至低按月收换。伪中储券收兑比例的规定是失当的。自 抗战开始至结束，“上海物价上涨八万六千四百倍，重庆物价上涨一千七百九十五倍，以购买力平价观点来看，两者兑换率应订为一比四八，但法币兑换伪中储券的 比率却订为一比二百，显然高估法币兑换中储券的价值。”
 
到1947年10月31日，伪中储券已兑回4389920477195.16元，占该行发行总额的92%强。伪中储券不仅在抗战中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，国民政府不合理的收兑政策，也给日后的国民党政权留下了难以医治的经济顽症。
转自新浪百晓生